​《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好莱坞最经典的“国民通识课”

《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好莱坞最经典的“国民通识课”

30 年代，导演弗兰克·卡普拉一改创作路线，连续拍摄了四部政治与社会题材影片，这些作品直面美国当时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勾画出了导演心目中理想国度的面貌，堪称30年代好莱坞最经典的几堂足以流传百年的“国民通识课”。

其中，就有这部传世经典——

《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

据弗兰克·卡普拉自己描述，30年代上半叶的一天，他正在病中，一个戴着厚厚眼镜的秃头男人来到病榻前。

此人并非前来探望，而是指责卡普拉，认为他作为好莱坞最杰出的导演之一，没有将自己的才华更多地用于服务上帝和人类。此后的卡普拉便一心扑在创作宏大的理想主义美国风情画上，一如既往地从不让他片中的主人公失去最后的希望，而上帝则会像《生活多美好》中那样在他自己失去希望之时伸出援手。

在绝望中寻找希望，正是《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的题眼，这大萧条与二战爆发之间美国民众的希望源泉，最终更跨越了文化的边界，成为世人共享的慰藉。

30年代的美国某州，一位参议员突然身故，受孩子们爱戴的童子军领袖，信奉“爱你的邻居们”的杰弗逊·史密斯（詹姆斯·斯图尔特饰）意外地被推到台前。

他用稚嫩却得体的小幽默在出发去华盛顿前的演讲中表达自己对所肩负职责的敬畏之心，空有一腔热血，但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将面对怎样的冲击。

两个迥然不同的人群的碰撞是卡普拉电影惯用的切入角度，早期这种碰撞被用来炮制疯癫喜剧中的笑料，而从30年代中期起，此类技巧则成就了小镇与城市，平民、中产阶级与寡头激烈对立的绘本。

《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中，小镇的天真青年、童子军领袖史密斯，发现自己与城市中的大部分世界格格不入。

他只是企业家威利·泰勒操纵下的本州政治家手中的傀儡，被选中的唯一理由是幼稚且好控制。他敬仰美国的光荣历史和传统，一到华盛顿就迫不及待参观“圣地”，拜谒华盛顿、杰弗逊与林肯等国父先贤。

然而就任之后，他却发现华府的游戏规则完全不是期待中那样光明正大。愤世嫉俗的女秘书桑德斯（珍·亚瑟饰）给他使坏，嗅到血腥味的记者们引诱他出丑，他又不知不觉成为泰勒假公济私的绊脚石，他曾无比尊敬的参议员潘恩欲除他而后快。

卡普拉总被认为过度乐观，甚至有人觉得他的理想主义显得虚假，然而他却在《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浮生若梦》、《约翰·多伊》、《生活多美好》中一再显示出他对现实的清醒认识。

史密斯这趟“大观园”之旅，饱含他对上层腐化、媒体堕落等问题的灰暗情绪。一个真诚到透明的童子军领袖，一个纯粹的好人在国家的政治中心会受到怎样的对待？被歪曲报道、设计构陷，并且不是如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中因参与竞选而被泼脏水，而是陷入了只要身处体制就必被伤害的陷阱之中。

而卡普拉对于美国体制不时流露出一种不易察觉的暧昧，在本片中尤甚，他一方面抨击上层玩弄政治，一方面又无形中歌颂体制容许并最终保护了史密斯这样的“不速之客”，而或许正是因为这种人的存在，无论如何灰暗，体制仍有其伟大之处。

小镇的美好如卡普拉此前的《迪兹先生进城》那样被虚化，成为一种象征性的田园牧歌式符号，那里的一切都在光怪陆离的都市的反面——唯有一个例外，就是孩子们。

无论是地方政治家餐桌上的孩子，作为童子军与大贾巨鳄对抗的孩子，还是在议会做见习生的孩子，都是纯真而通透的，代表一种超越阶级，不掺杂质的清教徒式思维，也代表卡普拉对未来的一种期许，如史密斯喑哑的声音——

“看看这些孩子可以做点什么。一点也不晚，因为这个国家比泰勒大，比你，比我，比任何事情都要大。当伟大的原则遇见光明的时候是不会迷失的。它就在这里，你会重新在这里见到它！”

而片中虽亦有《浮生若梦》中“拆与被拆”的阶层对立，《约翰·多伊》中的众口铄金，大孩子史密斯面对这些困境只有赤手空拳，可他的支持者——小孩子们，从头到尾都是坚定的，无论他们是在舆论被操控的家乡，还是激烈舌战的国会大厦。

爱情的弧光也来自于信念的差异——虽然史密斯与桑德斯的感情并不是影片的主轴。同《一夜风流》、《迪兹先生进城》中一样，“傻白甜”又一次遇到了命中注定的老成世故之人。

桑德斯一开始并不认同史密斯，在她看来史密斯满嘴假大空，跟那些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油滑政客并无区别。然而卡普拉的田园牧歌又一次产生了魔力，我们固然得承认两个骨子里理想主义的人理应相互吸引，但《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中的爱情更像是一种服务于政治理想的“功能化”爱情：

一个过于单纯的爱国者会被毁得渣都不剩，他必须“内圣外王”，兼具史密斯的赤诚与桑德斯的手腕，足够鼓舞他从林肯坐像下重振斗志走向腌臜的战场，足够支持他用冗长演说拖延议案抓住一线生机反击对他的构陷。当堂·吉诃德披挂上真正的武装，才有一场伟大的失败可供歌颂。

“失败的案子”，没错，看过这部影片的结尾的人都能意识到，即便那个天神下凡般的逆转仍旧是永远的卡普拉式的光明与温热，本质上史密斯数十个小时的缠斗仍旧是个“失败的案子”。

这个词是参议员潘恩当年的信条，曾经他与史密斯的父亲是挚友也是同类，相信只有“失败的案子才值得为之战斗”，史密斯的父亲因帮助矿工打官司而被刺杀，理想主义者潘恩律师也在同一天死去。

当潘恩以曾用来挑战权威的辩术与史密斯激战，用舆论战的最后“胜利”给史密斯沉重一击，正是卡普拉在将理想主义者们的未愈久伤血淋淋地扯给我们看。

“你们都认为我被打败了。可我没被打败！我要站在这里，继续为失败而努力奋斗，即使这房间充满了像这样的谎言……有人会听我的。”史密斯精疲力竭晕倒之前的话，是在看到几十万封民众对他口诛笔伐的电报时说的。

而詹姆斯·斯图尔特却从这部影片的表演开始成为“美国的良心”，他的一生如他自己所说，“做了一个男人可以做到的一切”。

发现社会的伤痕，再用最诚恳而真切的方式治愈它，这是卡普拉终生一以贯之的美国故事格式。而这种热泪盈眶的宽怀之后隐藏着卡普拉一直不愿流露的悲壮：面对巨大的风车，理想主义者一无所有，除了呐喊与不彷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