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勿攀诬台湾抗日史和蒋渭水

请勿攀诬台湾抗日史和蒋渭水

见《中国时报》（7月2日），林浊水《探究台独的源头》一文，有几点补充，也有几点澄清。

日据下“独立派”就是“光复派”

林浊水陈述，日据下，罗福星、上海台湾青年会、台湾自治协会、厦门台湾同志会、台湾民主党、台湾共产党，和国共两党有关台湾独立的主张，是为今日“台独的源头”。

其实，日据下的“台独”运动和主张还不止于此，除台湾民主国外，还有柯铁虎的“天运元年”、余清芳的“大明慈悲国”，李友邦的“台湾独立革命党”、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的“台湾独立”，陈其昌在厦门组织的“台湾独立联盟”等。

蔡培火曾把日据下台湾人分为三派，一是祖国派，二是台湾派，三是御用派。台湾派认为革命战乱中的中国当时无力收复台湾，假使台湾成为战乱中国的一部分，对台湾也没有好处，只得暂时承认日本的殖民统治，在体制内争取台湾人的权利。这一派以林献堂为代表。但1936年，林献堂也发生“祖国事件”；另1946年，林献堂又率台湾光复致敬团至西安祭黄陵，告轩辕始祖，台湾已复归中国版图。另外，祖国派则不肯承认殖民体制，除了体制内斗争外，也不排除体制外斗争。体制外斗争，则是“潜行运动”，或在“欲台湾革命成功，必先祖国革命成功”，而投入祖国革命。

投入祖国革命的台湾志士其目的在台湾革命成功，但当时祖国政府不被日本侵略已阿弥陀佛了，何敢言支持台胞抗日，光复台湾。所以，才有台独的主张，表示并非中国要收复台湾。之所以如此，也才有抗日军兴后，李友邦的《台湾要独立，也要归还中国》。所以，黄玉斋在日据时期所着《台湾革命史》中称“独立派”也都是“光复派”。在马关条约为有效的情况下，台湾是日本殖民地，必须先从日本殖民地独立，才能归还中国。

到了“七七事变”，中国宣布抗战之后，中国政府才能正式支持台胞在祖国的抗日运动。在祖国抗日的台湾志士开始放弃“台独”主张，而从事台湾复省运动。到1941年12月9日，中国正式对日宣战，宣布废除一切中日不平等条约，并且宣布战后收复东三省和台湾澎湖，战前的台独运动于焉结束。

御用派与战后台独

战后台独运动的源头当有二个，一是源自1942年“远东战略小组”的葛超智（请参见其所着《被出卖的台湾》）；一是源自1945年8月16日的台北“太和行会议”（其间或有一些与总督府有特殊关系者，如黄纪男等），虽辜振甫临终自传极力撇清与他自己的关系，但并未否定那是日本少壮军人中宫悟郎和牧泽义夫发动的台独阴谋。林浊水应还没忘记1984年8月号《新潮流丛刊》批辜宽敏的二篇文章吧。辜家在日据时代是什么地位，林浊水也不会不知道吧。

但是，下一期的《新潮流》即自我批判向辜宽敏道歉。是谁有这么大的能耐让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批判力强的党外《新潮流》道歉？那只有《新潮流》核心的林浊水才能回答。

又见，台湾民众党建党80周年前夕，《联合报》（7月4日）报导陈仪深说：“蒋渭水如果长命点，能看到战后国民党的恶政，能经历二二八事件，而且没被杀死，很可能就会成为积极的台独运动者。”历史没有假设的，我们只能知道事实的历史。

1988年蒋经国去逝，李登辉上台，岛内台独运动在李登辉推波助澜下，声势为之大振。有1992年创刊的《台湾评论》，以蒋渭水和台湾文化协会为标榜，而有蒋松辉（蒋渭水之子）、蒋碧玉（蒋渭水之女）、周合源（台湾文化协会中央委员）、陈其昌（台湾民众党秘书长）、郭德钦（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团章起草委员）、许月里（台湾工友协会妇女部部长）、伍金地（台湾农民组合干部）联名致函《台湾评论》发行人黄尔璇（见《自立晚报》1992年11月1十日），全文如次：

蒋渭水的民族气节

我们是一群与蒋渭水先生或与当年台湾文化协会相关的老人，看见《台湾评论》的创刊广告，标榜着蒋渭水先生和台湾文化协会，内心倍感兴奋，以为当年我们抗日一代台湾人的事业，终于有了年轻一代的继承。

但是，翻开《台湾评论》创刊号一看，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事关我们老人的历史清白和声誉，也免得台湾子弟受人欺骗，不得不有以下之声明：

蒋渭水和文化协会是针对异族日本的统治而发起抗争运动的，因为我们台湾人本是中华民族的汉人，而不是日本民族。秉持着此一民族精神，蒋渭水和其他文化协会干部在“治警事件”的日本法庭上，即不畏强权而慷慨陈辞，堂堂向日本法官宣示：我台湾人为中华民族之事实不可改变。史实文献具在，我们亦多亲身经历这段过程可作见证。

文化协会中或有意见不一，而发生分裂，但坚持我台湾人为中华民族决无二致，至于台共曾有“台湾民族”之提法，也只是相对日本民族而言。其间或有“台湾独立”的主张，亦因当时台湾为日本殖民地，台湾不能从日本独立出来，即无法回归祖国，而绝非反中国之分离主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日宣战，而有战后“台湾托管”、“台湾独立”之主张，在战争期间，首先反对美国主张战后台湾独立的，是在祖国领导“台湾义勇队”抗日的台北芦洲人李友邦；“二二八事件”后，反对美国所支持的台独者，是流亡到香港的台湾人精英谢雪红和苏新。无论后来的政治发展如何，他们当时都是曾经参加文化协会活动的人物。

不意，标榜蒋渭水和台湾文化协会的《台湾评论》，竟然否定我台湾人为中华民族，并且，反对两岸中华民族的同胞相互交流，完全抹煞了我台湾先祖“过唐山来台湾”的历史血脉，甚至以“台湾独立”进行反中国的分离运动，实令我等老人惊讶与遗憾。

我们等已是七十多、八、九十岁的老人了，在日据时代为抗日坐牢，光复后为抗争国民党政府的不公也坐牢或受尽迫害，但我们相信中华民族的悲运必有否极泰来的一日，而坚持自己的信念，保持自己的清白，历史必定是会还给我们公道的。

《台湾评论》主张什么，我们老人无权也无能过问，但是《台湾评论》要以蒋渭水和台湾文化协会来否定台湾人不是中华民族，而进行反中国的“台湾独立”分离运动，我等老人一息尚存就难以缄默。

民众党人不改其志

蒋渭水逝世于1931年，未能目睹台湾光复，也未能亲历“二二八”和“白色恐怖”。唯蒋渭水三子蒋时钦在“二二八”时组织“台湾省自治青年同盟”，而遭受通缉，后逃亡至香港，并没有选择台独，而选择前往北京，参加“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以上的联名者，除蒋松辉外，均为二二八或白色恐怖的受难人，尤其是陈其昌当年是蒋渭水最信任的民众党秘书长，抗战期间曾任重庆谍报组织“国际研究所”上海站的干员，是地下抗战的无名英雄。光复后，他追随李万居接收《台湾新报》改名为《台湾新生报》。民众党同志再为蒋渭水出版之《蒋渭水遗集》，书序就是陈老写的。“二二八”后，他又追随李万居辞《新生报》职，创办《台湾公论报》，担任总经理，后陈老遭“白色恐怖”判无期徒刑，坐了22年的牢出狱。出狱后，还帮过黄煌雄研究蒋渭水，并创办《远望杂志》，担任中国统一联盟名誉主席直至去世。陈老关于中国统一的主张，还遭受过李筱峰的羞辱。我重编《蒋渭水全集》时，不但出力帮我指认未具名的蒋渭水遗作，并且捐助出版费。陈老终身奉行蒋渭水精神，从事蒋渭水志业，历经困厄、颠沛、战乱、囹圄而不改其志，蒋渭水人死不能复生，但在台湾又有谁能比陈老更能代表蒋渭水精神？

蒋碧玉是蒋渭水的义女，由于受蒋渭水思想影响，而于1941年日本军国主义最为猖狂之际，偕同夫婿钟浩东及萧道应、黄素贞、李南锋，经千山万水，万苦千辛，九死一生，奔赴祖国投效丘念台领导的东区服务队参加抗战，在“白色恐怖”期间，钟浩东遭死刑，蒋碧玉本人亦坐了10年牢出狱。1988年，中国统一联盟成立，蒋碧玉为创盟执行委员，去世时为中国统一联盟顾问。

陈仪深何许人也，竟可以以“如果”来糟蹋蒋渭水！台湾还有是非公道吗？所以，我要正告林浊水和陈仪深，“钟鼎山林各有天性，不可强也”，台独已是台湾的“政治正确”，但请勿以台独来攀诬台湾抗日史和蒋渭水。虽陈老等人已相继作古，但为维护台湾先人的民族正气，只要我一息尚存亦绝不缄默。◆

（本文作者是《海峡评论》创办人王晓波教授，文刊2007年8月号200期《海峡评论》。附图之一为北京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藏有一面的民众党党旗。蒋渭水说明党旗包含的意义：“上青下红，中央白日，青即全民运动，红即阶级运动，白日即太阳，乃表示光明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