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救国的实践者倭仁

理学救国的实践者倭仁

在晚清特殊的历史背景环境下，西学东渐之风和列强血火屠刀相伴生，侵略的西方和先进的西方同时出现在传统的大清面前。

面对西方社会的双重面目，大清内部自然也就出现了双重的回应，有人提倡“师夷长技以制”，有人主张“夷夏之防”，而倭仁作为近代中西文化接触初期保守派的典型代表，是传统社会文化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卫道士。

倭仁出生于嘉庆九年(1804年)，属蒙古正红旗人，乌齐格里氏，字艮峰。他并没有因为祖上余荫而直接做官，而是选择参加科举考试。天道酬勤，经过他的刻苦学习，终在道光年间进士及第。

后来，倭仁历任中允、侍讲、侍读、庶子、侍讲学士、侍读学士、同治帝之师、副都统、大理寺卿、光禄寺卿，工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可谓扶摇直上。

倭仁最主要的思想理念是崇信理学，且一生不改其志。对于用人之策、治国之道，倭仁结合生平所学，在一封奏折中做出论断说：

“行政莫先于用人，用人莫先于君子小人之辨……惟君德成就而后辅弼得人，辅弼得人而后天下可治。”

还在青年之时，倭仁便对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著名理学家唐鉴入京做了太常寺卿，招收徒弟，讲授学问，倭仁近水楼台，自然大受其影响。在这一段时间内，倭仁结识了和他有着共同志趣的曾国藩，二人一见如故，很快便相交莫逆。

同治皇帝

然而，倭仁之笃信程朱理学，往往落于僵化而不知变通，也正是这种保守而缺乏实际作用的思想，让倭仁尝到了苦果。在他刚刚向咸丰帝进献君子小人之论后，便以副都统职衔被外放为叶尔羌帮办大臣。咸丰帝美其名曰挂职锻炼，倭仁却认为这是变相的贬谪，不禁悲从中来，感慨道：

“过易水，吊荆卿遗迹，想见悲歌慷慨之风。”

不久，倭仁因“互讦案”，“降三级调任”，回到京师做了尚书房授读。这是倭仁的特长，自然如鱼得水，不久调任户部侍郎。

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月，作为朝廷的使臣，倭仁奉命出使朝鲜，颁布咸丰帝“遗诏”和同治皇帝的“恩诏”。第二年，倭仁便升任大学士，兼领工部尚书，后又为同治帝师、充翰林院掌院学士，协办大学士。此后又任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

同治十年(1871年)，倭仁又晋升为文华殿大学士。“晚遭隆遇”的倭仁，就此步入了人生最辉煌的时期，成为晚清政坛上不可或缺的人物。

当然，倭仁能够成功的登上政坛的巅峰、清末政治的前台，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

同治期间，外患暂时有所减轻，各路农民起义也宣告破产，洋务运动开始兴起。在统治者内部，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䜣刚刚联手清除了肃顺势力，为了稳定大局，慈禧太后不得不大力依靠恭亲王奕䜣。时间一久，奕䜣权势膨胀、尾大不掉。慈禧太后逐渐难以忍受。上面既然有意，下头自然有心。

奕䜣

同治四年(1865)三月四日，翰林院编修蔡寿祺上疏弹劾奕䜣，大谈其骄淫、揽权、贪婪、徇私四大罪状，并且让之“归政朝廷，退居藩邸”。慈禧大喜，这是打击奕䜣的最好借口。

在周祖培的推荐下，倭仁抓住了机遇，成为审理此案的关键人物。经过一番查访，倭仁最终得出结论:“虽不能指出实据，恐未必尽出无因。”

慈禧当即下令，革去奕䜣一切差使。一时间，朝野震动，许多奕䜣的党羽纷纷跳出来反对。此时，慈禧的内心很矛盾，如果从个人权力出发，自然是想要罢免了奕䜣，但是如果罢黜的理由不充分,“亲藩”和“枢臣”都极力反对，甚至连外国人也会出言干涉。左右为难之下，慈禧只希望能“藉大臣以镇众议”。

深谙慈禧心思的倭仁，在肃亲王的配合下，既维护了慈禧的面子，也获取了朝中大臣的赞许，慈禧太后也体面地对恭亲王奕䜣做出了让步:“兹览王大臣学士等所奏，佥以恭亲王咎虽自取，尚可录用，与朝廷之意正相吻合。现既明白宣示，恭亲王著即加恩仍在内廷行走，并仍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此后惟当益矢慎勤，力图报称，用副训诲成全至意。”

奕䜣得到了东山再起的机会，却被削去了“议政王”封号。权势地位大受打击，慈禧既达成了自己的目的，也避免了被众大臣孤立的局面。倭仁也借此稳固了他的地位，逐渐跃居为一等朝臣。

然而，真正让倭仁“名动天下”的则是同治六年(1867年)发生的“同文馆”之争。

京师同文馆

这场争论同时也是中学西学之争，洋务派和保守派之争，更是潜藏在近代中国血液中渴望进步的方式之争。

同治元年(1862年)，京师成立了一所旨在培养外交翻译人才的同文馆，然而随着时局的发展，洋务派的中坚人物开始意识到，学习语言不过是块敲门砖，天文、数学等近代自然科学知识才是西方列强之所以强大的源泉。于是，曾国藩、李鸿章、恭亲王奕䜣等人联名奏请朝廷，请求在同文馆中增设天文算学馆。殊不料，这一场再自然不过的办学之议，却引起了反对派的坚决抵御。

同治六年(1867 年)正月二十九日，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上奏反对，认为“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才是正途，人微言轻的张盛藻受到了皇帝的训斥，然而这件事情并没有结束。倭仁旋即登场，上奏主张:“立国之道，尚礼义而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而不在技艺。”

在遭到恭亲王等人的上奏反驳后，倭仁又上奏道：

“夷人教习算法一事，若王大臣等果有把握，使算法必能精通，机器必能巧制，中国读书之人必不为该夷所用，该夷丑类必为中国所歼，则上可纾宵旰之忧劳，下可伸臣民之义愤，岂不甚善!如或不然，则未收实效，先失人心，又不如不行之为愈耳。”

在洋务派坚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求富”、“图强”的论调下，倭仁的言论最终被压制。这让倭仁狼狈不堪，拙于言辞的倭仁倍感羞辱。终于，气愤不已的倭仁病倒了，他和恭亲王的正面冲突暂时告一段落。

“同文馆”的两派之争，最后以倭仁的个人牺牲为代价而结束。

此时，倭仁已经步入了他一生的最后晚年时光，位愈高而忧愈深。虽然失去了部分兼差，但大学士的身份却没有被取消，这让他能够专心地当着同治皇帝的帝师，在弘德殿行走。

同治八年(1869年)三月初八，帝师们给同治皇帝出了一个《任贤图治》的题目，让之“开笔作论”。同治当即写道：

“治天下之道，莫大于用人。然人不同，有君子焉，有小人焉，必辨别其贤否，而后能择贤而用之，则天下可治矣”。

这竟然和当年倭仁所上《应诏陈言疏》完全一致。由此而观之，同治帝对于这位帝师的崇敬和器重。也正是这一年，醇郡王奕澴奏请慈禧，允许同治帝听政，倭仁喜不自胜，遂赋诗一首:

宸躬道积已成基，稽众还思允若兹。

巽命重申群策纳，乾纲丕振一人持。

每怀机密欣观政，况有懿亲更进词。

独愧老臣无寸补，龙章日月仰风期。

倭仁之心，可昭日月，他做梦都想将同治皇帝培养成一代“中兴圣主”。让垂死的大清能够起死回生。只可惜，上天给他的时间太少。

同治十年四月二十一日(1871年6月8日)，倭仁病重不治。弥留之际，依然上书慈禧和同治，希求清朝的东山再起。